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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名湘妹子奔赴四千公里之外的天山,很多人再沒回過故鄉…是普通人的故事,也是傳奇!

湘妹子 2019-06-27 02:32:36


66年前,共和國歷史上首批大規模進疆的數千名湖南女兵奔赴天山南北。
  

后來,陸續進疆的近八千名湘女用青春和熱血、理想與奉獻,在新疆邊塞演繹了一段段巾幗傳奇,使一個黃沙彌漫的粗獷世界開始綻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輝。可以說——她們是新中國建設史上最值得贊譽的女性群體之一,還被譽為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親。






今年是八千湘女進疆66周年。4月,湖南省政協接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就舉辦八千湘女進新疆紀念活動進行協商的函。自此,圍繞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在兩地緊鑼密鼓地展開,并將于今年8月上中旬在新疆多地舉行“芙蓉花開天山下——紀念八千湘女進疆66周年”的紀念活動。湖南、新疆的黨委、政府、政協以及新疆建設兵團的領導高度重視這一活動。今日女報社也將派出全媒體記者全程深入報道。

7月中旬,在該活動的前期籌備工作中,湖南省婦聯組織人員趕赴新疆多地,走訪慰問了部分湘女。一路上,隨團同行的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目睹、聆聽和感受那些湘女們在邊疆播撒愛、無畏、堅韌和獻身精神!



在她們的記憶里,一段氣壯山河的歷史畫卷慢慢展開來…

她們,是新疆荒原上第一代母親


歷史鉤沉


在長沙市人來人往的湘江風光帶,有一塊巨石屹立在辛棄疾曾扎營的營盤路湘江邊上,名為“湘女石”。這塊重達百余噸的巨石產自天山。都說湘女溫柔多情,為何以如此巨大的一塊磐石來銘記?


這塊“湘女石”是為了紀念1950年至1952年進疆的湖南女兵而立,史稱“八千湘女上天山”。當年那些聰明伶俐的青春少女,正是從營盤街47號啟程,踏上了一條關于理想、信念與奉獻的征途。


六十多年過去,當年風華正茂的湘女,有些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也均已是耄耋老人。這些湘女,為了國家的戰略大局和新疆的繁榮興盛,把自己的青春、熱血、生命甚至子孫后代,都留在了離家鄉有幾千公里之遙的新疆。


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未能再回到湖南。


天山巍峨,湘水奔流。作為湘女們的豪情象征和精神寄托,家鄉人民從新疆采來這塊湘女石。她代替著遠在西域的近8000名湖湘女兒,靜靜地聆聽著母親河亙古不變的濤聲。


她們是戰士

響應國家屯墾戍邊的

號召來到新疆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


當時,共和國的決策者命令駐疆二十萬官兵墾荒屯田,扎根新疆,以改變自漢代以降,歷代屯墾一代而終的局面,以達到長治久安的戰略目的。


新疆部隊領導人王震司令員和陶峙岳將軍于是率領著部隊開始了一場鑄劍為犁的戰爭。


這場戰斗更為艱巨而漫長。因為戰士們面對的,幾乎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堿灘沼澤。但是,經過廣大官兵的辛勤勞動,1950年,蔬菜、肉食和糧食產量都得到了極大的增長。


然而,“沒有老婆安不下心,沒有兒子扎不下根。”二十萬大軍中不少人尚未婚配。決策者們決定征召女兵來解決。


1950年春,身為湖南瀏陽人的王震親自寫信給家鄉的領導——時任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希望協助招聘一批女兵,并派新疆軍區政治部領導熊晃將軍到湖南任招聘團團長。


1950年初,《新湖南報》連續刊登了招聘女兵的廣告,長沙市車站、碼頭及市內各主要路口都扯起巨大橫幅,號召女青年參軍去保衛邊疆、建設邊疆。


熊晃將軍激情地說:“你們被錄取后,將是毛主席家鄉第一代進疆的女兵,是亙古荒原第一代開拓者。我們要在那里蓋工廠、辦大學、建新城、辦機械化農場……你們是軍隊的女兒,新疆需要有知識、有作為的女青年去參加繪制最新最美的畫卷……”


長沙城里沸騰了。在校女生、社會女青年爭先恐后去營盤街47號招聘團報名。她們從鄉間、從附近的縣市、從遙遠的大山深處走來。有人瞞著家中父母;有人偷偷在衣服口袋里裝上石頭、秤砣,只為了體檢時體重能達標;有人甚至拿了姐姐的畢業證書瞞過招聘團的同志。這一切,只為了自己能順利被篩選上。


她們是文化使者

用湖湘文明

滋潤新疆

1950年招收了3600多名女兵入疆,1951年、1952年又招收了近5000名湘女,這便是“八千湘女”的由來。


這些湘妹子,滿懷激情告別了養育她們的湖湘大地,奔赴遙遠的新疆。除少數女兵留在軍區直屬機關,大部分女兵分到天山南北二十二兵團墾區。


與后面進疆的山東、上海等地女性不同,湖南的這“八千湘女”,絕大多數是被稱為當時社會“稀缺資源”的學生女兵。湘女群體貢獻新疆的不止是優質勞力和對男兵的婚姻,更有她們的文化力。


新疆獲得解放時,大多數農村還處在封建社會中期,個別地區存留完整農奴制。屯墾并不是簡單地開出荒田種出糧食,更需要的是先進的中原文化系統積淀,完成新疆的整體進步,最終穩固屯墾成果。


湘女們在邊疆大漠上承擔起了先進文明傳播的任務。第一代女教師、女醫生、女護士、女農技師、女拖拉機手、女文藝兵……紛紛涌現。湘女們全面改變了當地的諸多生態,并將湖湘女性特有的“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煩”的精神帶到新疆,使一個黃沙彌漫的粗獷世界開始綻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輝。



她們是妻子和母親

把女性柔情

獻給新疆

湘妹子到達墾區前,這里稱得上是“男兒國”。“人民戰士來墾荒,就地取材蓋營房,建起排排地窩子,冬天暖來夏天涼。扎根邊疆搞建設,要在這里入洞房。”這是當時墾區的順口溜。


“入洞房”道出了大齡指揮員的心聲。他們南征北戰,戎馬多年,都老大不小,早該成家了。如今墾區來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肯吃苦、妙齡可人的湘妹子,便成了大家競先追求的對象。


那時候,干部喜歡上哪個湘妹子先要讓組織上知曉,有個不成文的程序是“組織牽線,領導談話,雙方談心,服從決定”,不能亂來。八千湘女被招入伍來到新疆,軍人婚姻問題,也就按職務、參加革命的時間,一批一批解決。時不時領導會給湘女介紹對象:二十八歲以上,五年以上黨齡,團級干部,怎么樣?這便是當時“二八五團”說法的由來。


八千湘女的婚姻問題一度被認為是一個敏感問題,其中出現的組織包辦形式因為信息不透明而受到外界指責和詬病。但史料顯示,最開始在基層連隊出現的急躁催婚現象被軍隊高層獲悉后,得到了制止。部隊進行了相關婚姻條例的專門學習,徹底實行婚姻自主原則。


不少湘女在組織安排的多次選擇中,覓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如今,大部分在世的湘女都認同一位叫戴慶媛的湘女姐妹提出的說法:“我們的婚姻是道德婚姻。”不過,道德往往意味著犧牲與痛苦,最為典型的,就是湘女們的丈夫基本都比她們年長許多。時至今日,老伴們往往先她們而去。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以外的凄涼荒蕪使它千百年來一直是遙遠異鄉的代名詞。但湘女們一致認為,她們的犧牲是值得的——以小我的犧牲換來了一個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們是新疆屯墾戍邊大軍中特殊的一部分。她們在這里演繹了一個又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也演繹著她們的理想與追求,光榮與夢想。她們做了男人們所作的一切,有許多人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愛情。


在這塊遙遠的國土上,少有人作出的犧牲比這些女兵更多。


她們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親。她們孕育的不僅僅是后代,更是愛、寬容、堅韌和大義的精神。


制圖:潘潘


她們的那些故事——
天山下的湘女傳奇


出湖南記


長沙的大街小巷貼出了新疆軍區招聘團的廣告。《新湖南報》也登出了招兵啟事:16歲到25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參軍進疆后,可分別入俄文學校和其他各類學校學習,或進工廠做紡織女工,或到農場開拖拉機,或進部隊文工團……這一切,對于新中國的熱血青年來說,莫不群情高漲。

當年新疆招聘團在《新湖南》報上刊登的招兵公告


1
奔逃離家,參軍去

△ 見到湖南省婦聯、今日女報、湖南公共頻道的親人們前來探望,湘女楊一軍為大家講述起了她從軍的經歷。


△ 入疆60多年,當年“出逃從軍”的毛燦奇已經熟悉了新疆的環境、文化、生活。見到家鄉的親人,她高興地跳起了新疆舞。


今年81歲的湘女毛燦奇對“長沙市營盤街47號”這個地址的記憶,遠遠深過“庫爾勒市華山中學家屬院2號樓1單元101室”——后者,是她生活了幾十年的家的所在。即便時隔66年,在新疆兵團第二師鐵門關市(庫爾勒)“八千湘女”座談會上,對今日女報/鳳網記者談及當年在營盤街47號的往事,毛燦奇的眼中依然閃著光。


營盤街,因為辛棄疾和左宗棠曾經在此屯兵扎營而得名。1950年至1952年,這里成為長沙最熱鬧的去處,因為全省各地的年輕女性紛紛被新疆招聘團的一紙招兵布告吸引而來。


“我家里是地主,成份不好。那時剛解放,提倡‘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我就特別想當兵,快想瘋了。”毛燦奇說。


此前,家住長沙跳馬鎮的毛燦奇已經失去了三次當兵的機會——她曾偷過父親一塊銀元,獨自一人徒步兩天走到株洲,參加軍需學校的招生,但因文憑與年齡不符被拒;她也曾參加部隊保育院的招聘,但人家要的是“生過孩子有奶水”的婦女;最后一次,是她看到報紙上登了“招軍干”的消息,便和四姐毛翠奇以及家中的一名長工去應征,結果毛翠奇考上軍政大學,長工也被選上當了兵,就是不要她毛燦奇。


苦等到1950年10月,新疆軍區在長沙征召女兵的消息終于傳來。毛燦奇說,父親堅決反對她去當兵,理由是毛燦奇干農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說不支持我干革命”。


但毛燦奇還是背著父親跑了。“我把剩飯捏了幾個飯團帶上,半夜溜了出來。”本來可以坐船到長沙城,但上次“偷錢從軍”的事情暴露后,毛燦奇這次沒能再偷到父親的銀元,只好走路。


用了兩天一夜的時間,毛燦奇終于趕到了長沙城。


“到了招兵的地方,我又累又餓,都快暈倒了。”毛燦奇沒想到,招聘團的人會對她那么好,“他們馬上給我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給我弄來了一大碗米飯”。這使得毛燦奇更堅定了參軍的決心,“我當時就想,就是耍賴,也要賴到新疆去”。


最后,15歲的毛燦奇順利過關了。



2
瞞著家人,參軍去

同樣與毛燦奇一樣“出身不好”的,還有家住長沙城的湘女王慶國。


王慶國的父親王作凡曾擔任國民黨軍五十七軍軍長,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時,王作凡拒絕飛往臺灣,帶著全家從南京回到了長沙。


1950年,正在長沙省立高級工學學校化工系讀書的王慶國在《新湖南報》上看到了新疆軍區到長沙招兵的消息,一句“不論家庭出身好壞,一律歡迎”,讓王慶國覺得,自己從軍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王慶國瞞著家人去報了名。很快,她就在錄取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既激動又擔心”。


與大多數人對新疆毫無概念不同,出身軍旅世家的王慶國家中掛著地圖,她從小就知道新疆的遙遠和荒涼。想著就要離開故鄉與親朋,王慶國不禁潸然淚下。但在當時,她的父親已經沒了官職和薪水,一家人生活拮據。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豪情壯志,與希望通過參軍減輕自己“剝削階級家庭罪行”的念頭,很快抵消了王慶國的這份不舍。


臨出發前一夜,王慶國謊稱晚上參加青年學員隊的活動,要住在同學家。

“我躲在一個姓湯的同學家里,到了半夜,我聽見了母親呼喚我的聲音,她一邊敲著湯家的門,一邊問:‘慶國在你們家嗎?’”王慶國趕緊叮囑同學:“你千萬不要告訴她,不然我明天就走不了啦!”同學點點頭,幫她撒了謊。


“這孩子到哪去了?她從沒在外面住過,今晚是怎么了?”多年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慶國說她仍能清楚地記得母親細細地埋怨,以及母親在八月長沙酷熱的夜晚中漸漸遠去的腳步聲。


3
豆蔻年華,參軍去

毛燦奇參軍時才15歲,但是,隊伍里比她年齡更小的還大有人在。


現居新疆奎屯市玫瑰園22棟112號的湘女黃念青已經79歲。在聊起13歲便“糾纏”著新疆招聘團團長熊晃硬要參軍的往事時,老人笑得像個孩子。


“我當時正在周南女中讀初二。別看我年紀小,但已經是三次報名參軍了。”當時,家在長沙的黃念青被拒絕三次之后,天天纏著征兵干部:“我到朝鮮去,你們不要我;我到軍事干部學校去,你們也不要我。到處都不要我,這不行!”最后,征兵干部沒辦法,帶她去見了招聘團團長熊晃。


“熊晃將軍一聽,就笑了,他問我:‘小丫頭,你為什么非要當兵呀?’我就說:‘抗美援朝一開始,學校就進行了教育,好多同學都去了,我也要去。’”黃念青說,熊晃將軍開始很為難,想了半天,他終于表了態:“不如我們組織個幼年文工團,這樣的話,這些小家伙就可以參軍了,以后肯定還有像她這樣的小家伙來。”

  

我一聽,高興得不行,大聲喊道:‘我也當兵啦!’”黃念青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后來幼年文工團招了30個人,全都是十三四歲的小女孩。


今年77歲的著名舞蹈演員何夢道就是這個幼年文工團的一員,當時她才11歲,參軍時“即使穿著最小號的軍裝,也過了膝蓋”。


“親戚都勸我不要去參軍,說新疆很可怕。”盡管旁人阻攔,但何夢道一直將當一名女兵的夢想放在心頭,“歡迎解放軍進長沙時,隊伍中就有好多女兵,威風得很”。而新疆軍區招聘團團長熊晃的一番講話,更是讓她對新疆軍旅生活無比向往。“他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煙、長河落日,還有覆蓋著白雪的天山,氣勢磅礴、充滿神話色彩的昆侖山,一望無際的草原,美麗富饒的綠洲。大家不僅是去衛國戍邊,還要建設起一個又一個現代化的集體農莊……”


何夢道選擇相信熊晃的話。


王慶國母親整晚的尋覓并沒有結果。


毛燦奇與黃念青終于如愿以償。


列車往西北疾馳,掠過湘女們熟悉的故鄉山水。毛燦奇注意到,和她一樣,大多數人眼中都噙滿淚水。


1950年至1952年,有近八千名湖南女兵前后上演“湘女出塞”。正是這樣一群花樣年華的女孩,懷著青春的夢想,義無反顧地背起背包,踏上了西行之路。


八千里路


長達4000公里的進疆路程,是橫在湘女身上關乎生死的一道坎,個中艱苦危險,遠超來自魚米之鄉的湖南女兵們的想象。有些生命因為突如其來的車禍或者疾病,還沒進新疆,便在路途上凋零了。


臉盆、菜盆、便盆,一盆多用

△?“一個盆子,多種用途”的故事也被拍進了《八千湘女上天山》電視劇中。


當時的新疆并沒有鐵路,火車只能開到西安。女兵在西安兵站休息幾天后,改乘新疆軍區的大卡車,沿著古代絲綢之路浩蕩西進。


這正是當年細君公主走過的漫漫長路。


戈壁浩瀚,連綿的車隊如同在大海顛簸前行。放眼望去,風沙漫漫,女兵們四十多人一車相互依偎,但即便帆布篷將車蓋得嚴實,卻依然抵擋不住沙塵。新疆晝夜溫差很大,白天烈日灼烤,渾身奇熱難耐,晚上則是朔風如牛吼,凍得女兵們瑟瑟發抖。


在戈壁灘上,水是最金貴的,得節約著喝;吃的,則是足有一寸厚的面餅。人人嘴上都長了燎泡,一張嘴,唇上就裂開道血口子。


家住石河子市1小區60棟462室的湘女鄭佩蘭今年79歲。招兵時,14歲的她謊稱16歲,結果,嚴酷的旅途很快就暴露了她的真實年齡——她還太小,適應不了。


“領導體恤我,讓我坐駕駛室。”鄭佩蘭坐的是車隊的排頭車,走在最前面,“那時全是土路,車行之處,塵土飛揚,遮天蔽日。”鄭佩蘭說,她很想知道車隊有多長,卻一直沒有看到車尾在哪里。


湖湘大地多河多湖,用水方便,湖南妹子自然愛干凈。但是,大漠戈壁間,根本沒有條件讓女兵們講衛生。“車隊上路后,不能隨便停車,所以解手只能解在盆子里。那盆子也是‘一盆多用’,在車上是便盆,宿營時洗一洗就當臉盆,吃飯時又作盛菜的工具。”鄭佩蘭說,開始大家怎么也不習慣,“有一次,每個分隊分了些生駱駝肉,沒有炊具,隊里的領導就讓用這個盆子煮。大家不干,望著駱駝肉干瞪眼。直到男兵那邊傳來了肉香,我們才忍不住了”。


最后,饑腸轆轆的女兵們吃得津津有味,這用途復雜的盆子也總算被接受了。而在后來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湘女王正先看來,不管是凈水還是臟水,甚至是尿,在沙漠中都代表著生存的機會。


疾病、車禍、土匪,危機四伏

△ 湘女們在進疆路上,在車上除了打瞌睡睡覺,就是唱歌。圖為《八千湘女上天山》電視劇劇照。


“一過蘭州,西北軍區專門派了一個全副武裝的連隊護送我們,每輛車的車頭上都架著機槍。”鄭佩蘭說,當時河西走廊一帶土匪成群,“特別是烏斯滿(當時的新疆大匪首——編者注),經常在新疆與甘肅間流竄。我們每輛車上都有三名男兵,他們的警惕性很高,趴在機槍后行進,保衛我們的安全。”


今年79歲的湘女謝荃輝則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女兵們都把頭發盤在帽子里,沒有帽子的就用毛巾裹著頭,扮成男兵的模樣,一有情況,就端起手中的洋傘,虛張聲勢——但土匪的威脅是實打實的。在戴慶媛的回憶中,就有一輛運載女兵的車曾被土匪劫掠。但后果如何,她沒有講述。


除了土匪,車禍與疾病也是橫在湖南女兵進疆路上的生死難關。但艱難而兇險的漫漫長路,更多的是苦中作樂的湘女們灑下的一路歌聲和一路歡笑。


今年77歲的湘女涂敏是石河子二中的退休教師,她告訴記者,進疆湘女基本都讀過書,素質也比較高,“而且我們都是自愿報名來的,送我們上車的時候敲鑼打鼓戴紅花,大家心態都挺不錯。革命青年,除了睡覺就是唱歌,特別是喝好水、吃飽飯,更是一頓猛唱”。


就這樣,湘女們自西安穿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到哈密,越過天山,再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總行程4000多公里。但迪化并非是她們最后的歸程。略做休整,湘女們又被分散到石河子、奎屯、五家渠、昌吉、焉耆、庫爾勒,甚至千里之外的和田、喀什、阿克蘇、伊犁、阿勒泰等地。有些被分到若羌、且末等地的湘女,還得冒著生命危險騎馬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至此,新疆才從夢想中真實地踏入湘女們的人生。


屯墾戍邊


面對望不到邊的沙漠戈壁、堿灘沼澤,數千年來,幾乎沒人夢想過能從那些地方長出糧食。八千湘女和其他援疆女性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在荒涼的戈壁留下了青春和生命的印跡。
困難撲面而來

△ 第一師醫院醫護人員合影,圖中女性醫務工作人員很多都是湘女。


在今年剛過世的原第八師石河子市精神文明辦主任戴慶媛的記憶中,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政委王震和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員陶峙岳非常重視這批從家鄉來的年輕女兵。


“我們去八一廣場,就是現在新疆軍區司令部的所在地,王震將軍在講話,我印象最深。他說:‘同志們,你們要安心邊疆,扎根邊疆,要為新疆各族人民大辦好事,要把你們的骨頭埋在天山腳下。’下面有哭的,有叫喚的,有哈哈笑的,我們無所謂,埋在天山腳下就埋嘛。”在回憶錄中,戴慶媛這樣寫道。


失望和沮喪的情緒不難理解,今年79歲的湘女劉玲玲1952年5月到達新疆迪化時,也非常失落,“這里給我的感覺不像一個城市,比長沙差遠了,路不平,電燈不明,下雨一路泥,天晴一路土,刮風漫天沙”。


在離湘進疆之前,招聘團領導描繪的新疆圖景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但到了新疆,女兵們被告知,這些都需要她們用雙手來建設和實現。


“誰言大漠不荒涼,地窩房,沒門窗;一日三餐,玉米間高粱;一陣號聲天未曉,尋火種,去燒荒。最難夜夜夢家鄉,想爹娘,淚汪汪,遙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許塞外,宜紅柳,似白楊。”


這首《江城子》,是長沙晚報退休記者江異在1998年赴新疆采訪湘女后寫下的作品,寥寥幾句,將湘女屯墾生活的艱辛勾勒得活靈活現。吃不飽穿不暖是常態,當地“三個蚊子一盤菜”,衣服補丁摞補丁……種種情狀,不勝枚舉。

地窩子外的花環


終于實現了從軍夙愿的毛燦奇,被分配到焉耆的二軍六師十七團。雖說是一手拿槍,一手拿砍土鏝,但除了沒日沒夜地勞動,軍事訓練幾乎沒有。


這并不妨礙毛燦奇在茫茫的戈壁灘和鹽堿灘中干得風生水起。軍墾戰士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荒原開墾成良田。毛燦奇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在家時,自己干農活就是一把好手,“但整天拿著巨大的砍土鏝沒日沒夜地挖地,也有些吃不消。手上裂開了口子,砍土鏝把上全是血,紅的變黑,黑的結了痂,痂上又染了血”。


“我們每天凌晨三點半起床,洗漱之后寫半小時日記,干到八點鐘吃早飯,然后帶上兩個玉米餅子,這下要忙到晚上十點才收工。”毛燦奇說,勞動結束后還要搞政治學習,接受思想教育,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地窩子休息。


△ 地窩子是最具新疆地域特色的產物之一。圖為地窩子內部。


地窩子,也許是最具新疆地域特色的產物之一。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機場,就叫“地窩堡機場”。這是一種對于東部地區的人來說可能連聽都沒聽過的“建筑”——在地面下挖約一米深的坑,形狀四方,面積兩三平米,四周用土坯或磚瓦壘起約半米的矮墻,頂上放幾根椽子,再搭上樹枝編成的筏子,再用草葉、泥巴蓋頂。


被分配到庫爾勒吾瓦鎮的湘女吳梅蘇第一次看見這種在沙漠化地區特有的簡陋住所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為什么不用土磚砌房子?”后來吳梅蘇才知道,當地沙土松散,根本無法制成土磚。


營地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泥人一樣的戰友從地底下鉆出來迎接湖南來的湘女們。勞動已使官兵們衣衫襤褸,泥腥味和汗臭味撲面而來。


戰士們為新來的吳梅蘇三人新挖了一個地窩子,并在洞口和里面放了用樹枝和野花扎成的“花環”,作為湘女們“閨房”的標記和裝飾。吳梅蘇說,這應該是獻給她們這第一批來到這個雄性世界中的女性的最好禮物。


“背”出來的水渠


荒漠之中,水能帶來生機和希望,吳梅蘇所在隊伍的任務,就是修建引來灌溉用水的大渠。


“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兩邊的石頭都背光了。最后我們用木棍綁成簡單的架子,到更遠處的戈壁灘去背,往返一趟有十幾里路。”剛從大學出來的吳梅蘇當兵前從沒干過重活,她盤算著,只有比別人早起才能背得更多。“背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點多就出發了。背上那塊石頭足有二百斤重,走著走著就受不了啦,一個踉蹌栽在地上,石頭壓著我,怎么也翻不了身。我幾乎是用盡了全身力氣,才從石頭下爬出來。”


吳梅蘇那天一共背了十七趟石頭,“中間我吐了兩次血……那種苦,現在想起來,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


△ 湘女汪佰祥進疆之時就從事衛生工作,這也成為了她一輩子的事業。


從進疆就開始做醫護工作的湘女汪柏祥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過大的勞動強度和惡劣的自然環境甚至讓一些女兵的生理期變得不正常,“很多人沒有月經”。王震將軍為此大怒:“我把這些娃娃交給你們,怎么成了這個樣子?”當晚,女兵們便去了烏魯木齊,治療兩個月才返回農場。后來,部隊規定女兵的勞動強度相應降低,但執拗要強的湘女并不愿輸給男兵。


“湘女的思想覺悟也高于其他地方的女兵。”汪柏祥說,那時她在衛生隊,發現在湘女之后進疆的山東女兵有些裹著嚴嚴實實的束胸,“把胸部的乳腺都勒壞了”。汪柏祥告訴她們,這樣的習慣對身體不好,但沒人聽。汪柏祥急了,風風火火拿了把大剪刀,瞧著有人束胸就剪。


1951年5月15日,大渠首期工程竣工,焉耆軍分區營以上干部與庫爾勒縣各族軍民七千余人參加了放水典禮。“王震將軍也來了。看著又黑又瘦的戰士,一根根染血的镢頭把,一條條折斷的胡楊木扁擔,聞了聞戰士們身上的汗酸味,他沒有脫靴,就跳進了水渠里。”吳梅蘇也跟著歡呼的戰士們一起跳進了水渠中。  


拼命干,想見毛主席


除了屯墾開荒,湘女們還承擔了更多的任務和工作。



△ 女拖拉機手。


做荒原上的第一代女拖拉機手,是當年湘妹子參軍入疆的首選。1951年,《解放軍畫報》刊登了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張迪源的照片,也讓“拖拉機手”成了湘女們心中最神圣、最理想的職業。


現居石河子的湘女李明原是長沙織布廠女工,入疆后被分配到二十二兵團機關收發室工作,但她對這份安穩的工作并不滿意。李明三番五次打報告,終于在1954年獲批到八一農場學開拖拉機。


成了夢寐以求的拖拉機手,李明覺得光榮而自豪,可她右手的四根指頭,卻毀于一次拖拉機故障檢修。“手被卷進齒輪中,手指頓時粉碎性骨折。”傷未痊愈,李明就要求出院,硬是用傷殘的手又堅持開了4年拖拉機。


湘女劉玲玲和同來的兩百多名姐妹被分配到八一農學院農學系學習農業生產技術,成為荒原上的第一代農技員。但是,和棉花打交道并不意味著沒有危險。


“有一次,我在團部開完會,夜已經深了。當時棉田里的棉鈴蟲十分嚴重,我害怕耽誤了治蟲時間,造成棉花減產,便摸著黑回連隊。”劉玲玲說,當她走到離連隊不遠的地方時,突然遇到了狼。


嚇壞了的劉玲玲大喊“救命”,危難之際,一位澆水的軍墾男戰士發現了她,才幫著嚇跑了狼。


戴慶媛和湘女曾啟珍則成了荒原上第一代維語翻譯。維吾爾族同胞甚至給戴慶媛起了個美麗動聽的維吾爾族名字,叫“瑪依諾爾”(五月的陽光)。


今年83歲的湘女陶勇是原石河子人民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而促使她學醫的原因,是因為親眼見到四位湘女姐妹犧牲在她身旁。“王麗麗得的是傷寒,湯佑芳是肺結核……當時沒有藥啊,有藥她們就不會死了。”


“王麗麗臨死的時候,還跟我說:‘請轉告部隊的首長,他們花了那么多代價把我接到這里來,可我還沒作什么貢獻就走了,真對不起呀!’”正是姐妹們的犧牲,堅定了陶勇治病救人的決心。后來,陶勇成為了整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名的外科醫生之一。 


"那時真的是以勞動為榮,都要求下基層、搞生產。”李明說,吃苦耐勞、任勞任怨,是進疆湘女們的普遍特征。


曾被當作“假小子”的毛燦奇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項工作都要超過男兵,因為她有一個愿望:想見毛主席。


“我想多勞動、當勞模,因為成了全國勞模,就可以見毛主席。”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毛燦奇都沒能見到他。多年以后,老伴趙慈命陪著毛燦奇專門去了北京,卻不巧碰上毛澤東紀念堂當天不對外開放。站在空曠的天安門廣場上,毛燦奇淚如雨下。


湘女多情

生存的殘酷,被情感的苦惱所取代。當年駐疆部隊中“光棍”成群,而為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部隊明確規定:“漢族軍人不允許與少數民族婦女結婚。”官兵們的婚姻問題,隨著戰爭的結束,漸成燃眉之急。



△ 在今日女報鳳網記者前往新疆探訪湘女時,湘女毛熙慈的丈夫譚天鐸將自己的一幅畫作《爺爺奶奶的洞房》贈送給了我們。譚天鐸說,這幅畫就是當年湘女們新婚洞房的真實寫照。


當“紅娘”的將軍


自漢代以來,屯墾戍邊就是歷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各朝的屯墾,最終都無法擺脫“一代而終”的結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不能扎根邊疆,他們的家人往往都在內地,隨著年歲的增長,人心思歸。


為此,王震要實現鑄劍為犁、屯墾戍邊的理想,首先要當好“紅娘”。“沒有老婆安不下心,沒有兒子扎不下根”,所以從一開始,征召女兵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解決駐疆官兵的婚姻問題。


曾擔任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的張明儒在《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一文中披露:“當時師以上干部多數已婚,個別未婚;團級干部少數的結了婚,多數未婚;營以下干部及戰士,除個別入伍前在家鄉結了婚外,絕大多數尚未婚配。”


“要成家立業,沒有女性肯定不行。要讓大量的女性來,就從自己的家鄉來吧,王震是湖南的,曾滌是湖南的,熊晃、李銓都是湖南的,先從自己家鄉來。”為什么是湖南女兵首先進疆,戴慶媛的理解不無道理。


“我們那時很單純,根本就沒想過情和愛。”談及自己的愛情和婚姻,李明說,當時湘女們的年紀都還小,“我和愛人確定戀愛關系后,一起出去,都是隔著一兩米遠。再說了,進疆時大家只想拿槍、想勞動”。


組織牽線搭橋是“潮流”


年輕的湘女出落得水靈靈,愛唱愛笑,待人和善,很快就給荒涼戈壁灘上的男性世界帶來了生機和溫暖。只是,部隊有二十萬人,湘女不到一萬,這婚怎么結?于是,組織介紹和論資(級)排輩成為沒有辦法的辦法。


今年80歲的湘女王燦輝一直記得1952年12月的那一天,被教導員叫住“談話”的情形。“教導員就問我:‘小鬼,想不想成家?’我說:‘我才16歲,還是個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導員,你可不要嚇我。’”王燦輝說,她一聽教導員一本正經的口氣,就害怕了。

  

可教導員告訴王燦輝,他幫王燦輝找了個全兵團都有名的英雄模范,叫趙自立,是機槍連指導員,河北人,25歲,“是一個忠厚可靠的同志”。

  “

第二天早飯后,他來了,一口氣介紹自家的情況,話才說完,臉也紅了。他在地窩子里站著,個子很高,只能低著頭,兩只手一會兒垂下來,一會兒又絞在一起。”但王燦輝說,這些她都聽不進去。

  

王燦輝不愿意,但那之后,便一直有領導來做思想工作。一來二去,她也就答應了。直到婚后四十多年,孫輩出生,王燦輝才與趙自立有了第一張合影。

  

女兒趙武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父母的感情還是不錯的。“父親身體不好,特別是后面十幾年,媽媽一直盡心照顧,從來沒有后悔和抱怨過。”

  

89歲的趙自立于2015年去世。如今,兒女不注意時,王燦輝會在臥室里看著夫妻倆的那張合影,淚水漣漣。


自由的情花


不僅是王燦輝,在當時,時不時便有領導給湘女介紹對象:二十八歲以上,五年以上黨齡,團級干部,你要不要?于是,“二八五團”的說法便逐漸流行。

  

△ 不少湘女告訴我們:因為湘女大部分漂亮既又有文化,所以找的對象基本也都是年輕帥哥。


“很多人是先結婚后戀愛。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關愛這些老哥哥們。”湘女華淑媛這樣闡釋她和比她大十二歲老伴的婚姻。

  

不過,也并非所有的婚姻都來自組織的牽線搭橋。古靈精怪的湘女們,在追求自己理想的愛情和婚姻上很有一套。

  

今年79歲的湘女謝荃輝從八一農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七十六團(今一四二團)當連隊技術員。年輕漂亮的她身邊不乏追求者,“我找對象是有條件的,要人帥、年輕”。

  

在參加師里的生產總結工作大會時,謝荃輝結識了在師政治部宣教科工作的馬鴻駿,“他一見我,整個眼睛都在放光”。

  

謝荃輝也對馬鴻駿“有意思”,但是,當時還有一名年輕的拖拉機手也在追求謝荃輝。拿不定主意的謝荃輝就去向政委和姐妹們求助,政委給她出了個“餿主意”:“那你就先都保持著關系唄。”謝荃輝一聽:“那不行!太缺德了。”姐妹們則建議謝荃輝選擇馬鴻駿,因為他“又帥又有才”。

  

謝荃輝聽了姐妹的建議,寫了一封信給拖拉機手,“讓我們保持革命的同志友誼”,然后向馬鴻駿拋出了橄欖枝。馬鴻駿抓住機會,連夜寫好一封求愛信,夾在一本名為《平凡的崗位》的書里,第二天親手交給了謝荃輝。“他字寫得漂亮,讀信的時候,我的心直跳。”

  

這封信,打開了兩人的心扉。1957年,謝荃輝和馬鴻駿歡歡喜喜地領了結婚證。


新房最好的擺設是獎狀


原八一鋼鐵廠工會副主席譚天鐸是湘女毛熙慈的丈夫。在今日女報/鳳網記者前往新疆探訪湘女時,他向我們介紹了當年湘女們新婚洞房的真實情景。


“一張單人床添幾塊床板,兩人的被子抱到一起,就是我們的新巢。”譚天鐸說,戰友們送來了新的臉盆、炒鍋、洗衣盆、搓衣板、暖瓶、鏡子作為禮物,“我們用瓜子、花生、糖招待客人”。

  

新房里還少不了貼個獎狀,那是新人最在意的榮譽。“條件好點的還有鬧鐘,因為早晨上班前要有一個小時的政治學習,晚上還要上業余學校,緊張得很。”譚天鐸說。

 

毛熙慈所在的八一鋼鐵廠在烏魯木齊近郊,生活條件算很不錯的。在更偏遠的地方,新人們往往只能睡更為簡陋的“地窩子洞房”。


因為生產任務繁重,且交通不便,很多夫妻都是聚少離多。

  

從護士到主任醫師,汪柏祥大半輩子都與產婦打交道,她都記不清已經在兵團接生了多少個孩子。但大兒子出生后,她卻連給自己孩子喂奶的時間都沒有,“把孩子放在搖籃,上頭用繩子吊著奶瓶,孩子餓了就自己吸”。

  

新疆石河子市農八師原副政委陸振歐認為,因為處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進疆湘女的婚姻不能完全以今天的愛情、婚姻觀念來衡量。“盡管經過風風雨雨、有苦有甜的坎坷歲月,她們和丈夫最終還是無怨無悔走到一起,成為第一代軍墾夫妻,養育著二代、三代、四代,把終生無私地獻給了祖國邊疆。”

  

據統計,湘女的老伴有近40%是和她們一起進疆的知識分子,50%以上是當時的團以上領導干部。當然,組織介紹是普遍現象,但組織介紹也講究門當戶對、年齡相仿、自愿結合。在記者采訪的幾十位湘女中,大多數人一生夫唱婦隨,事業有成。


天山芙蓉


在伊犁的湘女每次想念家鄉時,總會唱起當地的一首民謠——“烏孫山啊,金色的搖床,英雄喜愛自己生長的地方,假如叫我在異鄉做一個國王,我情愿在故鄉當一名靴匠……”直到唱得淚流滿面。


如今,新疆的面貌遠非昔日能比,其間又融進多少援疆兒女的血淚與汗水。在時代的大潮中,她們的命運早已與共和國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石河子市的南山陵園安眠著很多軍墾戰士,亦有不少湘女,陵園中有兩座湘女紀念碑。想起逝去的姐妹們,湘女謝荃輝與華淑媛在紀念碑前泣不成聲。


湘女才情惠天山


著名作家盧一萍曾在新疆軍區工作多年。從2000年起,盧一萍開始關注湘女群體,他歷時五年,輾轉近兩萬公里,創作了《八千湘女上天山》一書。


“湖南女兵是新疆屯墾戍邊大軍中特殊的一部分。她們在蒼茫的大荒原上演繹了一個又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也演繹著她們的光榮與夢想。有許多人犧牲了青春和愛情,但她們以妻子和母親的堅韌戰勝了其中的艱難和困惑。”盧一萍說。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編審、黨史專家劉向暉看來,八千湖南女兵進疆,這個數字在人口龐大的中國似乎微不足道,但她們對新疆的影響卻是巨大而持久的。


“女兵的到來,逐步解決了當地軍人的婚姻問題。”劉向暉說,盡管在婚配過程中難免帶有政治分配色彩,“可就是這些婚姻,讓廣大官兵心甘情愿扎根新疆,為新疆穩邊固邊打下了堅實基礎。這不能不歸功于當年那些把青春獻給屯墾事業的湘女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種不被后人看好的婚姻形式,不僅大大穩定了軍心,還在幾十年后的調查中出現了“幾乎沒有離異,都是原配相濡以沫走到了今天”的圓滿結局。

  

“湘女不僅是結婚對象,她們自身也是建設者。”劉向暉說,湘女見識較廣,接受力強,有一部分還是大學學歷。“她們的到來,給新疆增加了一批高素質的建設力量。后來,她們中的不少人成了各行各業的佼佼者或領軍人物,為新疆的發展與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湘女們擁有的文化和技術亦是她們獻給新疆的“軟實力”之一。劉向暉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當時的駐疆官兵大多來自農村,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有知識的湘女,無疑對部隊正在進行的掃盲和文化科學水平提高工作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時,女兵們還把湖湘大地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及其他生產技術帶進新疆,促進了當地經濟的進步和發展”。

  

“湘女是新疆屯墾事業的第一代母親,正是她們發揮了榜樣作用,全國各地男女青年紛紛效仿,積極報名參軍支援新疆建設。”劉向暉介紹,后來比較集中的就有7000齊魯女兵進疆,西北陜甘地區和上海一批女性青年進疆等。


今嘆伊人不在


△?湖南省婦聯副主席盧妹香在湘女紀念碑前祭掃。


生產建設兵團直屬黨工委原書記謝樹仁是湘女中職務最高的一位。在她看來,“八千湘女”群體體現的正是湖南女性的一系列優秀品質。

  

“湘女熱愛祖國、無私奉獻,很多人終生留在了這片土地上,甚至子孫后代也在新疆。‘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真是這樣。”謝樹仁說,“愛國、創新、奮斗、務實、開放”的湖湘精神在湘女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謝樹仁還告訴記者,湘女們大多年歲已高,而且因為當年多是“老夫少妻”,時至今日,很多湘女的丈夫已不在人世。

△?謝荃輝不愿意把丈夫叫老伴,“他沒‘伴’下來就走了”,當年那個有才、溫柔、愛笑的丈夫馬鴻駿留下的東西,謝荃輝全部捐獻給了石河子市的軍墾博物館,唯獨留下了老馬給她拍的所有照片。她手中提的,很多都是當年丈夫給他拍的照片。

 

“我家那位1998年就走了。”當年那個有才、溫柔、愛笑的丈夫馬鴻駿留下的東西,謝荃輝全部捐獻給了石河子市的軍墾博物館,唯獨留下了老馬給她拍的所有照片。

  

石河子市郊的南山陵園,湘女謝荃輝、華淑媛和兵團第八師石河子市婦聯副主席劉霞冒著烈日帶著今日女報/鳳網記者尋訪湘女墓地。劉霞告訴記者,這里埋葬著很多已經故去的湘女姐妹,包括她的母親龔桂芬。謝荃輝和華淑媛的丈夫也在其中。

  

陵園中有兩座湘女紀念碑,較小的一座,是當年湘女們自己湊錢為已故姐妹所立;另外一座,是2009年湖南廣電為緬懷那些為兵團事業奮斗終生的湘女所立。

  

拂去碑上的風沙塵土,謝荃輝和華淑媛撫碑痛哭。

  

新添的一座墳,安眠的是今年3月逝世的湘女戴慶媛。她忠實地踐行了王震將軍當年對她們的期望:“安心邊疆,扎根邊疆,把你們的骨頭埋在天山腳下”。

  

當沙漠變成綠洲,當年的八千湘女,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婦聯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婦聯的不完全統計,已只剩下約500位尚在人世。而早在1993年,終年85歲的王震將軍逝世后,亦將骨灰撒在了新疆。


惟愿家鄉長安


在對幾十位湘女的采訪中,沒有任何一位湘女表現過悔意。見家鄉來人,這些年邁的湘女或拄著拐杖,或由家人攙扶,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其實早在1998年,本報記者就跟隨湖南省委宣傳部組織的采訪團來過新疆,看望這一群可敬、可愛的湘女——時至今日,她們仍舊思鄉之情不改。

△?家住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首府伊寧市的80歲湘女張瓊英最大的愛好是養花,而她養得最好的,是家鄉的杜鵑和梔子花。


80歲的湘女張瓊英現居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首府伊寧市紫香苑小區。仿佛是為了呼應小區這花團錦簇的名字,張瓊英最大的愛好是養花,而最讓她驕傲的,是擺放在臥室里的兩盆杜鵑花和一盆梔子花。


張瓊英的養女趙玲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杜鵑花和梔子花都是南方的花,在新疆很難養活。“梔子花開得全盛時,很多人前來討要養花秘籍,媽媽也傾囊相授。說來也怪,這兩種花,其他人養著養著就死了,唯獨媽媽的依舊紅肥綠濃。”


湘女們就像這些鮮花,奇跡般怒放在風沙漫天的戈壁大漠之中,并深深扎根于天山南北,開枝散葉。資料顯示,到1954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時候,部隊中女性的比例增長到了40%。如今,兵團不但有了二代、三代,還有了四代,兵團軍民在亙古荒原上先后建立起了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爾市、圖木舒克市、北屯市等一批區域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目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4個師、185個農牧團場、2115個連隊、270萬人口的特大型社會組織。

  

“兵團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整個新疆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兵團事業的發展壯大為新疆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劉向暉說。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載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清代詩人楊昌浚曾以一首《恭誦左公西行甘棠》歌頌湘軍將領左宗棠率領湖湘軍收復新疆失地的偉大功績。而自稱為“湖南女婿”的譚天鐸則說,把這首詩略改一下,正好用來頌唱當年進疆的八千湘女: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女兒滿天山,屯墾立家八千戶,再引春風度玉關。


湘女講述


1
謝樹仁:八千湘女中職務最高者


六十多年前,從湖南寧鄉縣的一個小山溝里走出來的謝樹仁,成為八千湘女的一分子,一路向西,來到遙遠而荒涼的西部邊陲,成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女戰士。
  

那年,她才14歲。
  

“母親對我們姊妹影響最大,她要求我們養豬、打柴、做飯樣樣都要會。等我們長大些,就鼓勵我們讀書、參軍。我小學沒有畢業時,上中學的哥哥、上師范的姐姐就都參軍了。”已經80歲的謝樹仁在烏魯木齊的家里接待了來訪的湖南省婦聯副主席盧妹香以及今日女報/鳳網記者一行。
  

在同來的湖南八千姐妹中,謝樹仁也許沒有別的女兵墾荒犁田多,但湘妹子的潑辣勁卻在她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1960年6月,謝樹仁被調到農六師軍事法院當審判員,跟人學了兩天,第三天就開始辦案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謝樹仁一人身兼了6個職務:農六師落實政策辦公室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揭批查辦公室副主任、信訪辦副主任、監委副書記、團委書記。她領著4個兵騎馬奔波,一年竟然辦了300多個案子!前前后后清查落實案子1萬多件!
  

1983年,兵團剛剛恢復不久,謝樹仁從工作了30年的農場離開,來到烏魯木齊,調任兵團工會副主席。每年,她都要花大量的時間在農場搞調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基層的第一手資料。在任的10年間,當時的兵團有173個農牧團場,她去過165個。
  

1988年,兵團石河子墾區刮起了上海知青返城風。邊城的動蕩驚動了黨中央和自治區黨委。自治區黨委、兵團黨委派出了以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栗壽山、兵團黨委書記郭剛帶隊的工作組,分赴各農場。有人提出逮捕“壞頭頭”的處理方案。謝樹仁堅持主張不激化矛盾,深入基層調研,實事求是解決問題。工作組去了風潮起源的農八師147團,跑遍了147團的24個連隊,與每個上海知青談心、交朋友,為問題的最終解決,給黨組織提供了實事求是的政策依據。
  

1993年深秋,57歲的謝樹仁被安排到兵團直屬機關工委任書記。在接下來的3年里,謝樹仁帶領工委一班人把兵團機關的黨群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她經常教育年輕人:“干工作不能怕困難,只有迎著困難上,困難才能被克服。”身邊的工作人員問她:人生的最大樂趣是什么?怎樣才能保持樂觀的情緒?她說:“我認為人生的最大樂趣就是在工作上尋找人生的價值。少想一點個人的事情,多想工作。”
  

作為八千湘女中職位最高的一位,謝樹仁說:“老司令(王震)當時招收女兵來疆的決策是正確的,否則兵團就沒有現在這個樣子。八千湘女和其他到新疆的女兵,為國家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2
華淑媛:第一代女拖拉機手


初見湘女華淑媛,只覺得這位老太太慈眉善目,精氣神兒很足。握手的時候,發現她的右手沒有大拇指,直覺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華淑媛肯定有故事。


果然,個子矮矮、并不起眼的華淑媛居然是兵團第一代女拖拉機手。而她的大拇指,也是因為拖拉機失去的。


剛剛進疆的華淑媛被分配去學護士、搞文書,但這個衡陽妹子跟領導堅決要求要開拖拉機。


有一年秋天,華淑媛剛剛生下兒子不到兩個月,就被派往新建成的第五作業站擔任技術員,要去給一臺在田間作業的拖拉機進行二號保養和排除農具故障。沒想到一檢查,華淑媛發現拖拉機不是一般的小故障,有一個氣門彈簧斷了。


氣門彈簧這種零件只有總庫有,等戰友去總庫取來零件華淑媛再將機器修好時,太陽已經西下。華淑媛身上的衣服已被奶水浸透都結成硬殼,“我這才想起來,兒子已經有八九個小時沒吃奶了”。


華淑媛馬上從地上抓起一把土擦擦手急忙往家趕。從田間回家的路上要翻越兩個沙包,當她翻過第一個沙包時,突然一個動物從她身邊快速飛過。華淑媛馬上意識到是一只狼,“我當年最怕的就是荒原上的狼。但當時也顧不得害怕,一心想著趕回家給孩子喂奶”。華淑媛回到家時,兒子滿臉都是淚痕,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等我給兒子換洗完喂奶,靜下來時,才感覺到后怕,幸虧當時急著給兒子喂奶跑得快,狼也跑得飛快,那一瞬間讓我逃過了生死關。”


華淑媛說,她開拖拉機經歷過“三難”。


1954年夏天,墾區第一次使用康拜因聯合收割機,因為要跟雨水搶時間,爭取顆粒歸倉,作為班長的華淑媛每天最多只睡三四個小時,有時甚至晝夜連續工作。“有一次在隨車檢查質量時,我忽然感到一陣暈眩,從康拜因的扶手上直接滾下來,掉在土坑邊的低凹處,這時一輛巨大的草車輪從我身邊擦身而過,我險些被草車碾著。”華淑媛回憶,她當時嚇出了一身冷汗。


而另一次華淑媛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有一天正在搶收麥子,康拜因的鏈條沒油了。為防止鏈條磨損,我叫康拜因駕駛員停下車,抓緊時間注油。”沒想到駕駛員因疲勞過度睡著了,連離合器松開了也不知道,康拜因向前開了十幾米,駕駛員才醒過來。一停車,發現華淑媛的右手上全是鮮血,“我仔細一看,右手拇指已被鏈條打掉了”。


最后一難發生在一次夏收結束后,華淑媛到七十五團機耕隊去檢修機器。戰友們剛剛把牽引架支好,她一踏上去牽引架就打了過來。“當時把我打暈在地,頭部砸了好長一道口子。”華淑媛說,至今她身上留下多處傷疤。


“好在通過幾代軍墾戰士的奮斗,這塊戈壁荒原建成了綠洲,成了我們美麗的家園。”華淑媛說,這是她最為欣慰的事。


3
陶先運:那時沒人知道我是陶峙岳司令的侄孫女



1951年3月,剛剛15歲的茶廠女工陶先運辭掉工作,準備參軍前往新疆。“我將參軍的事給父親講了,父親一驚,隨即點燃手中的煙鍋狠狠抽了一口,緩緩地說:‘去新疆呀!’”陶先運回憶,她看見父親嘆了聲長氣,便斜斜地躺在床上,一言不發。


女兒心意已決,父親只能同意。“從長沙送我走的時候,父親跟我說:運滿(陶先運為家中小女兒,‘滿’為最小之意),你明六叔公在邊疆當總帥,你去了那里,可以找到他,他會關照你的。”陶先運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父親說的“明六叔公”,是時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員的陶峙岳。

  

“剛到新疆的時候,我們要參加集訓,我們被安排住在司令部。那時兵團司令部設在景化,一大片低矮平房,四周是圍墻,門口有崗哨。進門后,一側是首長辦公室的院子,另一側是我們學生隊住的地方。”陶先運說,有幾次她見小汽車開進首長院子里后,有位個子不太高的老者下來,人們稱他陶司令員,“我想起了父親說的明六叔公當邊疆總帥的事,但沒有去找他。那時的思想十分純潔,完全沒有想過要找叔公照顧”。

  

集訓之后,陶先運被分配到二十五師當護士。有一天,醫院的協理員忽然通知陶先運,“說師部的史政委找我,要我下班后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陶先運到了史政委那里后,發現史政委不在,“房子里面只有一位老人手持火鉤,彎腰在鐵皮火爐邊生火”。

  

老人轉臉看了陶先運一下說:“史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進來吧。”

  

坐下之后,老人一一問了陶先運的父親、伯父等親戚名字。“我剛說完,他就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說:‘我的滿孫女呀!我就是你的明六叔公!’”陶先運說,叔公當時摸了摸她穿的不合身的棉襖,又指了指她腳穿的蘇聯大皮靴,說“靴子不合腳,磨出了兩個洞”。

  

“叔公還問了家里的親人,又仔細問了我在新疆的生活工作。”陶先運說,叔公讓她安心呆在新疆,“叔公還問我有什么困難沒有時,我連忙說‘沒有沒有’。”

  

“第二天早晨,我出房門,正好叔公也在門外,他對我說:‘我吃早飯后要給連隊上的干部講話,然后就回迪化(即烏魯木齊市——編者注)去。’叔公還給了我他家的地址,‘你若有機會去了,到家里找我。’”陶先運說,叔公說完后,馬上又嘆了口氣,“也不容易有機會呀!”

  

“那時去迪化,一無公路,二無班車,100多公里的葦湖荒灘中只有條便道,野狼出沒。”陶先運說,當時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騎馬,還有汽車團拉運農用物資的汽車。“戰士要外出,只有搭拉貨的便車。很難有機會出去。”

  

陶峙岳唯一為陶先運留下的禮物,就是一支“博士”牌鋼筆。“二十多年我從來沒有找過他。”陶先運說,她再次見到叔公,已經是1979年,“叔公已離休回家鄉定居”。


預告:主題為“芙蓉花開天山下-紀念八千湘女進疆66周年”紀念活動將于8月上中旬在新疆多地進行。我們將全程深入報道。


文:今日女報/鳳網記者 李立

圖:今日女報/鳳網記者 佘智洋 吳小兵

通訊員:劉雅利 李秀岑

本文參考長篇報告文學《八千湘女上天山》,作者盧一萍。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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